我是一名远征军坦克兵

 毛在贤，1922年12月生，1939年考入中央陆军机械化学校十七期，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5军第200师装甲兵团，任少尉副排长。1942年，在缅甸兰姆伽被编入新1军战车第1团第1营，任中尉排长。1946年，在傅作义的第5快速纵队战车团任少校股长，后在北平和平解放时随部队起义。

一、走上抗战之路

我出生在常山县西门，三岁时父亲亡故，母亲改嫁，姐姐毛亦梅把我带大，让我在县城的定阳小学读书。1937年夏天，因为我姐夫的哥哥在上海邮电局上班，帮我安排进了上海民立中学读书，那年我15岁。我到上海不到两个月，就开始打仗了，就是淞沪战役。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军训，有个口号叫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”。上海沦陷以后，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乘车离开上海，同学们各自分散，没有什么组织。我是跟了老师乘坐一辆木炭车离开的，车上四个人，辗转一个多月，最后到了贵州遵义，进入浙江大学的流亡学校，在那里边读书边训练。1939年初夏，国民党中央陆军机械化学校过来招生，我报了名，通过了考试，成为黄埔军校17期学员，进入战车机械兵科，因为我在浙江流亡大学就是学机械专业的。从这里开始，我就走上了打日本鬼子的这条路。

二、编入“铁马雄狮”第五军第200师

我大概是在1940年2月从学校毕业出来，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200师装甲兵团当少尉副排长。我们的军长是杜聿明，师长是戴安澜。这支部队现在说是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。我们的部队有一首军歌，叫机械化部队进行曲，就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，就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我太熟悉了，听着很亲切，一唱起来就想起在缅甸的日子，就想起战友。我跟随部队先后在广西柳州、湖南洪江、云南昆明等地驻扎训练，直到1942年2月开赴缅甸，掩护英军撤离。我当时开的是英国的费耶特坦克。中英已经结成盟军，我们装甲兵团的很多物资装备都是英国的，第200师装备有坦克、装甲车、摩托车以及大口径火炮，等等。我是坦克的驾驶，还有一个炮手，一个机械手和一个观望员，一共四个人。我记得第一次战斗是在缅甸的同古，打了大概十多天，是个胜战，但是伤亡很大。后来的战斗越发艰难，在密支那的战斗打得非常惨烈，我们被日军包围，英国军队已经撤走，我们的师长戴安澜就是在朗科突围战的时候负重伤牺牲的。我后来看到毛泽东还给戴师长写过诗：“外侮需人御，将军赋采薇。师称机械化，勇夺虎罴威。浴血东瓜守，驱倭棠吉归。沙场竟殒命，壮志也无违。”我们突围以后接到上峰的命令，烧毁各类重型装备和各型战车，包括坦克，以免落入鬼子的手中。后来，我们就进入了野人山。

三、野人山行军

资料记载说，第一次缅甸作战，日军伤亡4.5万人，英军伤亡1.3万人，中国远征军伤亡5万余人，绝大部分远征军非战斗减员是在胡康河谷的野人山。这里是个不知道几百年没有人进去过的原始丛林，我们进去了，跟着杜聿明军长一起进去的。在翻越野人山的时候，部队陷入了困境，粮尽弹绝，军心涣散，疟疾流行。蚂蝗有小手指那么粗，蚊子也很大，蚂蚁也很大，被叮咬了以后，就会忽冷忽热，发高烧昏迷，死伤惨重，那里经常下大雨，抬头看不见太阳，森林非常茂密，全部靠指北针引路，伐山取径，披荆斩棘，猴子乱窜，狼嚎虎啸。我们有个战友就是被蟒蛇吞了，找了很长时间找不到人，后来用机枪打死蟒蛇，蟒蛇的肚子里还剩下消化不掉的冲锋枪的铁杆子，十分恐怖。我们因为是坦克兵，还算是好的，脚上穿着马靴，蚂蝗不太容易爬上来，休息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绳子编制的吊床挂在树上睡觉，不太容易被野兽袭击。但是，我还是到处见到尸体，惨不忍睹，听说3万5千多人只剩3千多人走出来。翻过野人山到印度，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很苦。

四、兰姆伽集训

我们这三千多人到了印度以后，就不叫第200师了，叫做中国驻印军，我被编入新1军战车第1团第1营任中尉排长，后来陆续有新的部队汇集过来。我们在兰姆伽（Ramgath）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，美国长官叫史迪威，教育长叫徐庭瑶，我们的军长是郑洞国，还有新6军的军长是廖耀湘。当时建立了“陆军机械化学校驻印战车训练班”，一共办了两期，每期一千名学员，训练三个月，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上尉跟我一样，是在战训班第二期的学员。我在1942年11月还和战友一起，派到美国俄亥俄（Ohio）战车战术学校学习，在那里的装配工厂组装坦克，然后运回到印度来，我开的是当时美国最先进的M3A3和M4A4主战坦克。中国驻印军成立了两个战车营，分别是“战车第一营”和“战车第二营”，每个营由四个连组成，三个战车连和一个补给连，总共装备三百辆坦克。我负责指挥5辆坦克，组成一个战斗编队，全部是美国的装备，战斗力非常强。

五、反攻缅甸

1944年2月，我们的部队从兰姆伽地区出发，开始反攻缅甸。我们两年前进入缅甸是先头部队，两年后反攻缅甸更是“盟军反攻缅甸前锋部队”，我的营长是赵振宇上校，这个时候的战斗就已经是立体战术了，上面有飞机掩护，不断对敌人阵地轰炸和扫射，下面有各式各样的战斗机车推进，配备了火焰喷射机、推土机、平路机、伐木架桥机和工兵部队，部队打到哪里，油管就铺设到哪里，坦克加油就是由工兵部队铺设输油管道进行的。我们是前锋，左右两翼是陆军部队跟随前进，火力网非常强大。在瓦鲁班战役中，坦克突击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。我们和日军的九七式坦克正面交锋，双方展开了猛烈的坦克战。3月3日一天的战斗，我们就有二十多辆坦克被日军击坏。我的坦克在森林迂回之战中，被敌军的磁性地雷击中，车内四人都负了轻伤，我的双膝撞伤，简单包扎后继续前进。3月8日，我们在赵振宇营长带领下，三面合围，成功占领敌军司令部，击毙了敌军56联队长山崎大佐和第18师团作战课长石川中佐，缴获敌军坦克和装甲车20余辆，战车防御炮36门，还有第18师团司令部关防大印。18师团是日军的精锐，有着“森林之狐”和“丛林恶魔”的威名。瓦鲁班大捷真是太令人振奋了，成为了缅甸作战的转折点，郑洞国军长亲自指挥。在我们继续沿着滇缅公路前进的过程中，遇到的其他部队都对我们竖大拇指，美国部队也是高喊“顶好”，然后我们就微笑敬礼。后来的作战就相对顺利很多，一直到1945年初，我们越过怒江，在畹町附近的芒友市胜利会师。整个远征印缅的战斗取得了最后胜利。

六、尾声

抗战胜利后，我曾前往台湾高雄的文山接收日军投降后的武器装备。北平解放时，我跟随傅作义部队起义。1948年12月28日，我守卫在西直门，接到了放下武器的命令，愿留则留，愿走则走。我选择留下，所在的第5快速纵队战车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装甲师战车第三团，我就开始在解放军部队教授坦克技术，驻扎在天津。再后来，我从部队转业到河北正定“华北人民革命大学”参加政治学习。

当年，抗日远征军不少官兵多来自“爱国青年学生”。我们反攻缅甸时候的军长郑洞国后来是民革五届、六届、七届中央副主席，他的孙子郑建邦是现任民革中央副主席。经过历史的变迁，我也在1984年加入民革，编入民革常山县总支部。回忆过去的岁月，不禁令人感慨万千。

（口述/毛在贤  整理/徐建平）

http://www.minge.gov.cn/mgzy/dyfc/201506/ea63d5308e2e412b917addb46f9c6170.shtml